此为广义的兵站概念,从此管区从师、团两级制转变为军、师、团管区三级制

原标题: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军事计划》(二)

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北洋政府的兵役制度 北洋军士兵来源

看历史网 – www.seelishi.cn/2018-07-22/ 分类:军事历史/阅读:
北洋军队
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募兵制。1915年制定《暂行陆军征募条例》,将兵役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国民4种,但并未执行。各军阀往往自行募兵,不守定制。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仍沿用募兵制。
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的兵源主要有三。 第一种是募兵制,主 …
图片 1北洋军队
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募兵制。1915年制定《暂行陆军征募条例》,将兵役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国民4种,但并未执行。各军阀往往自行募兵,不守定制。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仍沿用募兵制。
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的兵源主要有三。
第一种是募兵制,主要招收青年农民入伍当兵。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极为缓慢,剥削严重,导致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而中国近代工业又非常之少,吸纳不了大量农民加入工人队伍,因而应募当兵也成为当时农民的一种“出路”。连年的战争使经济更加凋敝,同时也对兵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因而当时募兵制是北洋军补充兵源的重要手段。冯玉祥在陕西就任第16
混成旅旅长时,就曾派人到冀、鲁、豫偏僻农村,招收大量贫农子弟入伍。
第二种是征兵制,计丁抽兵,带有强迫性质。此制从清末新军建立时即开始实行,延续至民国。但是由于各派军阀势力彼此消长,很难有一个固定的稳定的地方政权,因而征兵制碍于条件所限很难实行,并不普遍。
第三种是收编制,就是将其他军阀势力的军队和土匪、民军武装收编为己有。这在民国早期是最常见的一种扩大军队的方法。一次军阀混战后,各军阀势力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收编军队的方法。如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队的力量极大扩张,就是因为收编了皖系的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实力大增,也主要是因为收编了直系的军队。由于军阀之间的混战,各部队的渊源、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只要许以好处,晓之利害,在战争中阵前倒戈者比比皆是,实为民国早期一大奇观。
教育训练制度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机关均颁发过《训练大纲》、《操典》、《教范》、《阵中要务令》等,但大多没有实行。训练内容和要求大都由部队长官自定。许多部队实际是不练之师。但各类军官学校比较正规。陆军军官教育分养成和深造两级: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军官学校和培养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国民党政府时期还设立了步、骑、炮、工等兵科学校,作为养成和深造之间的进修教育。海、空军分别设有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此外,还有一些培养技术军官的军医、测量、军需、兵工等学校。抗日战争末期,成立国防研究院,以培养陆、海、空联合作战的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中华民国时期各军校大多袭用日、德、美等国军队的教材,聘用一些外籍人充任教官。
后勤补给体制
陆军以战略单位为供给单位,直接向陆军部请领,运输自行解决。海、空军按建制下发。1933年,军事委员会设兵站总监部,负责作战部队军需品的补给运输。抗日战争期间,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在各战区、集团军作战地域设兵站机构,负责各军、师的补给,由辎重部队运送前方。国防部建立后,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设立的补给司令部和各省区供应局向前、后方各部队补给。

近代以来欧、日、民国军队及解放军的兵站概念时间:2014-09-2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714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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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近代国防的蓝图——《军事计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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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前期,国民政府的兵员补充实际上是抽调、募兵和征兵并行,兵役管区和战区并行。1939年兵役会议及该年6月施行的《修正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重申征募并行原则,规定常备兵役分必任义务制与志愿制两种。

  兵站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兵站”一词产生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是专指近代陆军战时后勤组织。此为狭义的兵站概念。推而广之,中外古代历史上,也产生过类似于近现代兵站性质和职能的军事后勤组织,如中外历代的驿站以及中国清代的粮台等。因此,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凡设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承担交通运输等后勤保障任务的组织和机构,均可以称为兵站。此为广义的兵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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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将军府昭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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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就近代兵站的内涵而言,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兵站是指设置于运输线上的各类站点;
广义的兵站则是指以各类站点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军队后勤保障系统。本文通过梳理近代以来欧洲、日本、“中华民国”军队,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兵站概念,以管窥近代以来中外兵站在组织、职能等方面的发展、演变情况。

蔡锷,字松坡,将军府昭威将军

(接上期)

从1937年8月至12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从兵源较多的湘、鲁、豫、陕、川、甘等省招兵,经过两个月的募集,核准点验的志愿兵就达10万人,但是由于在志愿兵的募集中出现了不少弊端,1940年兵役会议决定,从该年4月起停止招募志愿兵。从1939年起到1940年9月,《管区募集志愿兵办法》废止,一年半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共招募志愿兵团79个营,23个连,10个补充兵团,人数约20万。兵役制度因抗战爆发而备受各方重视,1939年2月国民政府将兵役司扩编为署,以程泽润为署长。下设总务处、役政司、征补司、国民兵司。权力集中于设计兵役、制定法规和调拨兵源。役政实质性的操作层面在兵役管区。抗战八年间,兵役管区机构经历了由最初的师、团二级制变军、师、团三级制,再改成军、师二级制,最后回到军、师、团三级制。1938年,各省的兵役管区司令部及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合并改组为军管区司令部,全权处理兵役事宜,从此管区从师、团两级制转变为军、师、团管区三级制。

  一、“Logistics”和“depot”———西方兵站

1913年底蔡锷当京官后,虽然身兼各种职务,事务繁忙,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军事研究之上,尤其热衷于学习西方近代军事理论、探讨中国国防建设方略。他不仅与张绍曾、尹昌衡、蒋尊簋等青年军官组织研究会,讨论各种军事问题和国防问题,还专门邀请外国军事家讲演,以提高军事学术水平。梁启超在《松坡逸事》中也回忆说:蔡锷进京后,“约好青年军官二十余人,组织一个军事学会,请好几位各国军事有名的军事学家演讲,自己还是像当学生一样的去听讲,每一礼拜又是一二次聚会,讨论各种计划,各种军事上的问题。”

五、推行义务兵役制是加强军队组织建设的根本。早在日本留学期间,蔡锷在涉猎西方近代战争史的过程中,就认识到兵役制度对战争的胜负具有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为此,他对中西的兵役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班固《汉书》上记载的殷周以井田制为基础,“有税有赋,税足以食,赋足以兵”,“是以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的民军制,“与今日欧美诸强国殆无以异”。而汉代、北齐的征兵制也“与斯巴达之国制颇相仿佛”。但中国自“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制,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通过对1793年法国抗击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战争、1813年普法战争等近代西方战争实例的分析,蔡锷指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者,则义务兵役制也。新国家之有是二者也,犹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从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蔡锷积极主张融合西方近代兵役制度长处和中国古代民军制、征兵制的精华实行义务兵役制。在他看来,与当时中国实行的募兵制相比,义务兵役制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义务兵役者,聚国民而为一大团体”,使人人都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就有充足的后备兵员予以补充。其二,是解决国家军费有限而又要训练出大量有水准的军事人员这两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可以用“养一兵之费,更番而训练之,能者归之野,更易时新。以二年为期,则四年而倍。十年五倍之矣”。这样就能“以少数之经费得多数之军队,又能不失其精度是已”。所以,“佣兵者,以十年练一人而不足;征兵者,以一费得数兵而有余也”。如何在中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呢?蔡锷参照近代西方各国的做法,提出三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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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兵站”一词源于日语的“兵站”一词,而后者又是从西方“depot”、“Logistics”等词翻译而来的。因此,考察兵站的概念,首先要研究西方的近代后勤体制。

在蔡锷的带领下,京中军界掀起了一股学习军事、研究国防的热潮,就连在蔡锷之后入京的副总统黎元洪也禁不住卷入其中。对此,北京《群强报》以“副总统可谓好学不倦”为题作了报道:

第一,国家要颁布有关法律,对兵役的种类和服役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予以强制实施。他认为,“民非强迫不肯服兵役,国亦非强迫不能行征兵也”,因此建议国家制定有关法律,具体规定为:凡国之男子,除处重罪之刑者和残废者之外,自十七岁迄四十七岁,皆有服兵役之义务。兵役分为常备兵役、后备兵役、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四种。常备役七年,其中前三年为现役,后四年为预备役。现役者,自满二十岁者服之,征集于军队中受正规军事教育,三年后退归预备役,返之乡里,每间一年于农隙后召集复习,以备战时之召集。后备役十年,以满预备役者充之,战时在后方从事修铁路、占领地、守护兵站线、护送武器弹药、镇压土匪等工作。补充役十二年,以未能服兵役之壮丁充之,于农隙时征集并施以短期军事教育,战时视其年龄之大小,或编入守备队,用之于后方,或编入补充队,以为第一线伤亡病失之预备。国民兵役分为第一国民军,第二国民军。第一国民军,以满后备役及补充役者充之。第二国民军以其他未受军事教育者充之,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兵力不敷之时召集之。

美国人绘制的中国抗战海报

  “depot”为狭义上的兵站,指交通线上的一个个具体的站点。1940
年出版的英文版《战争论》中,将补给仓库翻译为“station”。1971
年西点军校翻译自法文的《战争艺术概论》,将补给仓库翻译为“depots of
supply”或“depot”。而 1931
年出版的日文版《战争论》则将补给仓库翻译为“兵站部”。

副总统入京后,一切政治问题均不甚闻问,常言大总统励精图治,此时宜放手为之。故副总统除延宾客外,日读书若干卷。近以蒋百器、蔡松波等组织军事研究所,聘法国军事大家白利苏、德国军事大家丁克满主讲,副总统亦见猎心喜,又不便亲听讲,乃派覃中将师范前往上课,日携讲义,归而读之,颇以为乐。

第二,国家要设立各级专门行政组织机构,从事征兵工作。他建议,全国征兵机构自上而下分为中央、军区、旅区、征募区四级,其中中央征兵官由陆军及内务之行政长官兼之,军区以下的各征兵区域与地方行政区域相同,征兵工作负责人以当地的军事长官与行政长官担任。蔡锷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军民关系,又有利征兵工作开展,还有利于士兵之间的团结。

按照《兵役法施行暂行条例》45条规定,大后方主管和实施征兵事务的机构主要是军政部及内政部,还有省政府、师管区、团管区、县市政府、区、乡镇。其中,“军政部是全国兵役行政的总发令机关,兵役署是全国兵役总规划机关,军管区司令部是全省兵役总筹划总执行机关,师管区司令部是分区的承转指导机关,团管区司令部是直接指导督促的机关,团区以下,则国民兵团及其所属区队、乡队、保队、甲班等与夫常备队、自卫队、预备队等各级队之组织,为训练服役机关,县政府的军事科及区、乡公所为征集机关”。1939年后,军政试图改善兵员补充的乱局,按交通状况和人数比例,将各野战军与各团管区,结对配属,企望借此使每个军在固定管区内树立兵役基础,军队、管区、地方民众连成一片,达到推进役政、便利补充,达到“征补训合一”的目的。抗战之初严重战斗减员的军队,能得以迅速恢复规模,1939年后,军队基本稳定在四五百万之众,应归因于征兵制度的实施。由于1933年《兵役法》是在和平时期制订的,其规定过于宽松,缺乏强制性和约束力。更为困扰的是,中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户籍制度,征兵时实难做到公平。于是,国民政府遂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征集壮丁作为兵员,这就是征额配赋制度。所谓征额配赋,就是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按照《兵役法》的规定订定各年度的《征补兵员实施办法》,确定每年的征补兵额总数,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丁人数和交通状况等确定各省当年应征的兵额。各省按照应征兵额分三到四次征兵,完成规定的征兵任务。

  可见,从狭义的概念上讲,兵站与补给仓库的概念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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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家要明确征兵行政机构应从事的事务,确保征兵工作顺利进行。蔡锷认为,征兵具体分为征集事务、召集事务和监视事务。征集事务细分为准备、分配、检查、征集等四项。所谓准备,就是全国自上而下摸清适龄青年人数;所谓分配,就是国家根据年度征兵计划和各地适龄青年人数,确定各地应征人数;所谓检查,就是对应征对象进行体检,挑选出符合条件的人员。所谓征集,就是确定可以服役的人员,编入相应的部队,并予以公布,定期到征募区集中,由各部队派员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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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stics”为广义上的兵站。英、美等国用以表达后勤的“logistics”一词,通常认为来源于希腊文“logistics”,原意为“计算的科学”。日本学者近滕清秀认为,A.
H.
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logistics”一词,认为它是从法国军队的官职“Major
general des Logis(宿营总监)
”中派生而来的。担任这个官职的将军原来是指挥军队的
Logis(法语是宿营的意思)
、行军和阵地构筑的。这和“兵站”中的“站”字偶尔也可以被理解成“驿站(宿营地)
”的情况是极其相似的。因此他认为: “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兵站’是
Logistics 的正确译法。”

蒋尊簋,字百器,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

召集事务分平时之准备和战时之实施两类。所谓平时之准备,就是“政府示其召集之要纲,以颁诸军,军长准之,定其召集之人员,以颁诸征募区司令官,区司令官乃订成各县之召集名簿及召集令,以送之县,县别存之。召集令者,一人一纸,记其姓名、住址、召集之地点,惟时日则空之,以待填也。而凡交通之关系,旅行之时日,集合之地点,监督指挥之人员,无一不预为计画,以免临时之周章也”。所谓战时之实施,就是“元首以动员令行之,政府以颁诸军,军以颁诸:(一)地方长官,(二)各宪兵、警察队长,(三)各部队长,(四)征募区司令官。区司令官以达诸县,县记载其时日以颁诸村,村以达诸各人。各人之受令也,乃按照令内所规定之时日、地点、道路,以至于召集事务所。各部队先期派员迎之,率以归于队,而地方官吏及警察、宪兵同时布监视网,以监督之,防逃役也”。

国军士兵体检国民政府还于1941年简化了兵役机构,将原来的团管区一律撤销,全国合并成15个军管区和109个师管区,于是,军、师、团三级管区制又改为军、师二级管区制,1941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公布了《民国三十年度征补兵员办法》,规定1941年征补兵额总数为200万名,1942年的征兵额也概定为200万名,征兵额数确定后,然后再按照各省的人口数、现役及龄壮丁人数和交通状况确定了配赋给各省的兵额,各省每三个月征集一次,一年四次,完成征兵任务。

  欧洲近代以来,随着战争的频繁发生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军队越来越远离后方基地作战,军队与基地之间的联系显得日益重要。C.
von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就强调了交通线的重要地位:“虽然按照目前的给养方式,军队主要在当地取得给养,但是军队和它的基地仍然必须看成是一个整体。交通线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构成军队和基地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做是军队的生命线。”若米尼更明确地指出了兵站线的重要地位:
“随着军队的前进或远离基地,根据良好的战争勤务准则,必须组织作战线和兵站线。兵站线是军队与其基地之间的联络桥梁。”

在此期间,蔡锷不仅注重学习和研究国外军事理论,而且还结合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经常参与或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深入研究和探讨征兵制度、军区制度和军械研制等方面问题,并在理论结合实践的基础上,将自己在国防建设方面一系列的研究和思考,形成了一部新的军事著作——《军事计画》。

监视事务分为入伍前之监视和退伍后之监视。所谓入伍前之监视,就是“人民自十七岁起,即有受监视之义务,如迁移必须报告本区,旅行则必得许可是也”。所谓退伍后之监视,一为复习,将退伍人员复召之入伍,进行训练,以期不忘。训练时间在预备役中至少二次,后备役中至少三次,每次必于农隙期自三周至六周不等;一为点名。就本地征集之兵役,检查其体格及执业,以验其适于军事之程度。“此皆所以为战时召征之准备也”。此外,为了使义务兵役制达到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召之即至的效果。蔡锷还提出,国家要相应整理地方行政机关、改良军队教育和注重发展国民经济。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2016年版。

  这里的“兵站线”,即为军队的后勤补给线,亦即克劳塞维茨所说的交通线。这是广义兵站———战时后勤体制的概念。至
19 世纪晚期,法、德等陆军强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兵站体制。1889
年,法国颁布的《兵站勤务条例》称,兵站勤务的目的“就在于水陆交通运输和军队后方资源的利用”。《德意志战时兵站规则》称:
“兵站保护作战部队和本国之间的后方联络线。”

蔡锷的《军事计画》计有绪论、练兵之目的,国力与武力与兵力、义务兵役制、兵器要纲、编制、教育、人事与经理等八章,几乎涉及了国防建设的方方面面。如果说《五省边防计画草案》是从西南地区这一局部出发,仅仅考虑边防问题的话,那么,《军事计画》则是从全局着眼,研究了全国国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在这部著作中,蔡锷运用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对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主张,从而构建了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国防理论体系,揭开了中国近代国防理论研究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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